一

8月6日晚上9點多，箱式取樣設備隨鋼纜回到甲板，刺眼的燈光下，聚集了一群人。上面的水抽進塑料桶，一層碎屑狀石子鏟進藍色水桶，剩下的泥，就是寶貝了，一半裝進紅色水桶，一半裝進10個透明的塑料管，船上幾家研究單位按照科學目標的需求開展工作。

張東聲默默地站著，心里有數。整一桶泥巴用水一遍遍沖洗、用篩子一點點地篩，剩下了不滿3小杯的東西，這才是他真正感興趣的東西，“里面有肉眼看不見的生物”，他說。等張東聲和許鵬在化驗室忙完這一切，已經是第二天凌晨。

現場取樣現場化驗測試，如此情景，記者已見慣不怪了。大洋科考36航次第三航段的主要任務是海洋環境調查，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第一海洋研究所和廈門大學三家單位8名專家上海洋六號，他們除了值班調查取樣，還要連夜做分析測試。張東聲是其中之一，他也是本航段首席科學家助理。

他告訴記者，我們現在對海洋世界的認識還非常淺薄，但是已有的實證清楚表明海洋環境是脆弱的，一旦生物群種被破壞，恢復的可能性極小。國際海底管理局基于這種認識，要求各國或企業在申請國際海域礦區時，都須在環境保護和研究上履行承諾，留出一定的保護區以保證生物多樣性，設置一定的參照區，為開采前后做環境對比研究。

與海洋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大洋環境調查起步很晚，空白點不少。近年來，國家在大洋項目上加大了環境調查力度。借助船舶和儀器的發展進步，取得了不少漂亮的成果。特別是我們已經在合同區的兩個海山投放了20套錨系，針對局部地區進行如此系統規模環境調查，前所未有，希望會有突破性研究成果出現。

在海上做環境調查，受制于各方面自然因素，成本高，對設備的依賴程度高，很多預想方案會在實際作業中發生變化，盡管如此，大家都還在全心全意做工作。

看上去像個文弱書生的張東聲，算業內的老資格，積攢了不少海上故事：他曾經參與了“大洋一號”中國首次環球科考，經歷過沒有任何補給的荒涼靠港，經歷過由于沒簽證而眼看著陸地卻只能呆在船上；他曾經航行到印度洋，親眼看到從海底冒出閃著金光的黑煙囪，心潮澎湃。從2012年開始，張東聲與海洋六號船結緣，同時結緣了一大批搞海洋資源和環境調查的朋友。

二

有著不同領域的學科背景，海洋六號船上的每位調查研究人員，都既是這個團隊中的一員，又是單打獨斗的科學斗士。

被臨時改裝成的環境實驗室，里外兩間，桌子上、地上，堆滿瓶瓶罐罐，全是不同的儀器、樣品和化學藥劑。每種樣品上來，接下來的十幾個小時，對于這些科學斗士，就將是不眠之夜。

有人將泥巴做切片處理；有人用儀器過濾海水；有人記錄儀器上出現的數值變化。處理過的泥和水，或用微波爐烘烤，或在冰庫冷凍；同樣的水樣、泥樣，采用的分析方法有物理的、有化學的、有生物的……。

20多天前，就在海洋六號即將從關島起航的前一天，有一人匆忙趕來報到，這人就是楊志。由于剛從美國做實驗回國，他的簽證遲遲辦不下來，最后一刻趕到關島，差點誤了這個航段。

匆忙上陣讓楊志顯得比別人更疲倦，因為他非常認真。錨系收上來，他會連夜坐在沉積物捕獲器旁邊；CTD水樣上來，他必須第一時間處理樣品。除去正常值班作業，楊志要花很長時間做室內測試。

有過幾年的出海經歷，楊志并不怕暈船，但是他失眠。窗外是海水，還是海水，失眠時楊志想的問題更多。他知道自己研究的，與其說是水，不如說是生命：海洋也有龐大的生物鏈，海水里的營養鹽是最基礎的生物食品，從它的含量成分，能夠反演大生物的存在方式和存活規模。正如陸上的土地有肥沃也有貧瘠，我們調查的兩個海山，楊志說，從生物角度看，應該算窮鄉僻壤。

三

鄧義楠常常會到環境實驗室幫忙，但他有自己的領域。大洋36航次中做了很多箱式取樣，樣品中除了水、泥，還有多金屬結核。鄧義楠的工作是將這些多金屬結核挑出來，分析成分。

與張東聲、楊志他們不同，鄧義楠的工作是測量礦物元素。事實上，航洋六號科學團隊的大部分人員來自廣州海洋地質調查局，主要從事海洋地質礦產資源調查。

三年陸地地質工作和五年海洋地質工作，讓首席科學家助理楊永對海洋地質調查有自己的想法。楊永，陜西人，性情中有西北漢子特較真的地方。在一次翻閱國外文獻時，楊永看到一篇美國學者介紹用多波速回波強度找礦的文章。文章發表于上世紀80年代，顯然此法早在國外成熟，我們是否也可以運用？2012年，有同事參加海底采礦大會帶回了很多資料，楊永從中看到有位德國地質學家介紹用多波速回波強度在太平洋找礦的成功經驗，深受鼓舞。

在此后的大洋調查中，他特別關注多波速回波強度數據，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夠得到數據支持。楊永今年從第一航段就在海洋六號船上，航行海上100多天，還是很興奮，背著個相機，照工作也照風景。在一篇文章中他寫道：“當我看到每一張海底地形圖、每一條海底剖面，我不禁感到神奇，因為這是我們了解海底特征的眼睛；當我看到每一根結殼樣品、每一管深海軟泥、每一網結核樣品，我都倍感興奮，因為這是我們打開海底寶藏的鑰匙”！（中國國土資源特派記者 趙凡）